1888年，紫禁城里的仪鸾殿突然亮得跟白天似的，把值夜的几个小太监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在地上在那磕头，嘴里喊着“走水了、走水了”。
可坐在大殿里的慈禧太后倒是一脸淡定，她指着头顶那盏大灯泡，慢悠悠地说了句：“这茄子似的东西，倒还怪亮堂的。”
谁能想到，就老佛爷这一句轻描淡写的点评，这个当时被皇族当成大玩具的新鲜玩意儿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竟然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奢侈品。
咱们现在看民国剧或者老照片，往往会被那会儿的十里洋场给骗了。
看着上海滩电车叮当作响，百乐门门口霓虹灯闪烁，心里就琢磨：那会儿中国挺现代化的啊。
但这其实就是个巨大的“幸存者偏差”。
那会儿的电，那是带着“血统”的，是有户口的。
我特意去翻了翻当年的档案，这事儿吧，越看心里越凉。
1882年上海确实建了电厂，那是英国人搞的，发的电是给租界里的洋大人看报纸喝咖啡用的；到了1906年，北京有了京师华商电灯公司，那电是给王公贵族们办堂会、听戏用的。
展开剩余84%对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，甚至大部分住在城里的平民来说，那根立在街头的木头电线杆子，跟外星文明的图腾没什么区别。
看得见，摸不着。
那时候的电线，那是划分阶层的铁丝网。
而且这里头有个特别讽刺的事儿。
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电这东西实在是太娇气了。
大家都知道民国乱，今天直系打奉系，明天这帅打那帅。
电厂这种东西是中心化的，发电机一响，全城才亮；可一旦打起仗来，它是最脆弱的靶子。
一颗炮弹落在厂房里，甚至几个散兵游勇为了换酒钱把电线剪了卖铜，一座几百万人的大城市瞬间就得瞎。
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，越是这种看似牛气的高科技，在乱世里越活不下去。
反倒是煤油灯，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。
它不需要基建，不需要电网，也不需要你填什么用电申请表。
只要你手里有个玻璃瓶子，搞得来半斤“洋油”，哪怕外面炮火连天，这日子在屋里就能过下去。
这就不得不提当时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商业现象，那就是洋油的“降维打击”。
很多人以为煤油灯是中国土特产，其实不是，这是标准的进口货。
当年的美国美孚石油公司，那做生意的脑子简直绝了，比现在的互联网大厂还要狠。
他们怎么干呢？
他们倒贴钱，白送你灯具，或者极其便宜卖给你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以后得买他们的油。
这不就是现在的“充话费送手机”吗？
或者说是“免费领打印机，高价卖墨盒”。
这种“送灯卖油”的策略，直接把煤油灯铺到了中国最偏远的穷乡僻壤。
那时候，对于一个河北或者山西的农民来说，为了那一根看不见的电线去等上几十年是不现实的，但去镇上打二两煤油，回家点亮黑夜，那是实实在在的生存之道。
在那个年代，煤油灯不是落后，它是乱世里最靠谱的朋友。
这种“无奈的坚守”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。
很多人现在不理解，说新中国都成立了，人民当家作主了，怎么还要点那么多年的煤油灯？
这其实是一笔沉重的历史欠账。
建国初期，咱们接手的是个什么烂摊子啊。
我查了个数据，1949年全国发电量才43亿千瓦时，排在世界第25位，连印度都不如。
那点儿可怜的电力，那是工业的心脏，是用来炼钢、造机器、搞国防的。
在那个“先生产，后生活”的峥嵘岁月里，每一度电都有它的战术价值。
国家不得不做出一道残酷的选择题：是先把有限的电给老百姓点灯，还是先给工厂开工？
答案显而易见，也没得选。
那时候的一度电，那是工业的粮食，是用来保命的，哪能随便拿来给老百姓照亮儿？
于是，几亿中国农民，甚至很多小县城的居民，又默默地在煤油灯下守了整整三十年。
这三十年里，煤油灯下的微光，照亮了知青的日记本，照亮了村支书的账本，也照亮了无数寒门学子的高考路。
咱们现在说起来轻描淡写，挺有情怀的，可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，那种日子真不好过。
那会儿的煤油也金贵，平时舍不得点，只有写作业或者纳鞋底的时候才敢拨亮一点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鼻孔里全是黑灰，那是煤油烟熏的。
那种味道，混合着贫穷和渴望，刻在了一代人的骨头缝里。
这不仅仅是照明工具的落后，更是一种对现代文明漫长而焦灼的等待。
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风吹起来了，国家手里稍微有点钱了，电网才开始真正像毛细血管一样，爬进深山老林，钻进千家万户。
我听家里长辈讲，当村里通电的那天，拉线开关“咔哒”一声响，那个昏黄的灯泡一下子驱散了屋里的黑暗时，很多老人是当场流了泪的。
那种亮，刺眼，让人心里发慌，但又暖得让人想哭。
那盏用了40年甚至更久的煤油灯，终于被擦干静，放进了角落，或者后来进了博物馆。
它不仅见证了技术的更迭，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从破碎到重建，从一穷二白到万家灯火的艰难跋涉。
1990年，中国最后一家生产煤油灯玻璃罩的国营工厂，正式停产转型。
参考资料：
孙健，《中国经济通史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
《北京电力工业志》，中国电力出版社，1995年
[美]立德尔，《经过中国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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